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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濂:一個書法人和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懷”

時間:2019年06月21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陳振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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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成長,必須有賴于國家社會的發展進步。我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出生的,與共和國70年發展的大部分時間幾乎同步,既經歷了坎坷波折時期的焦慮和迷茫、又經歷了快速騰飛時代的激情和理想;而隨著國家越來越強大昌盛,我個人的人生命運、還有我畢生從事的專業即書法篆刻藝術或曰詩書畫印傳統文化藝術事業,走過了從低向高、從膚淺向深刻、從片面到整體、從感性到邏輯理性的歷程,呈現出正在健康發展、越來越興旺的勢頭。

  在清末民初,有書法興趣的學者書家大都是各自為戰,并沒有組織起來的意識和機會。比如梁啟超、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祝嘉,個人都有論述著作,但許多都是普及常識讀物,是一些《怎樣寫毛筆字》之類的小冊子。雖然上世紀20年代有沙孟海《近三百年書學》、30年代有“標準草書學社”與《草書月刊》、40年代重慶有中國書學會和《書學》雜志,祝嘉也有資料性的《書學史》著作,皆屬民間自發的個人行為;在書法作為獨立藝術門類的觀念轉變方面,在推動書法創作實踐和理論研究并構成獨立學科方面,幾乎是難有作為也并無這樣的時代學術目標的。書法作為非常后起的“準藝術”,在當時并沒有藝術“戶籍”也不被社會各界認定為藝術。中國書協遲至1981年才成立,而不是像美術音樂戲劇電影等藝術門類的全國文藝家協會是在1949年建立新中國時同步成立,即是明證。

  談到書法的“新中國70年”,新中國成立之初在書法藝術上的最大成績是在中日尚處敵對、沒有邦交時以書法藝術展覽活動替代了官方外交管道而構成了“書法外交”。從1956年、1958年到1962年,中日書法的互相辦展每年都在舉行,甚至還有中日互派書法訪問團出訪的史無前例的記錄。與此前的民國書法相比,書法從民間自發進入廟堂,成為相應機構(當時主辦方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支持的項目,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而在1972年還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訪華、毛主席相贈懷素草書《自敘帖》影印本的書法佳話。最高領袖有著濃郁的書法情結,是清末到民國近代史上絕無僅有的。

  就改革開放之初的我而言,最值得記述的個人歷史,是有幸攻讀陸維釗、沙孟海、諸樂三先生的書法研究生。新中國成立70年,再早的清末民國,從來沒有過“書法研究生”的名頭——書法不就是寫寫毛筆字嘛?要什么研究生?于是,只要看看我們這些改革開放的受惠者,就會堅定地認為:沒有國家的繁榮穩定和開放,就不會有書法的春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日民間“書法外交”,六七十年代末的書法進入高等教育并初有本科生及后來新建立的研究生制度,這些在書法史上都堪稱破天荒的事件,是我們作為個人和祖國都發生了命運上之根本轉變的最重要例證。

  隨著祖國日益富強,我們在文化界的各行各業都開始了薪火相傳、開拓進取、除舊布新的新嘗試。比如,以我自己的書法藝術探索經歷而言:從70年代末研究生畢業后,針對寫毛筆字的舊有觀念,我提出了“書法是觀賞的藝術”和“視覺藝術形式”的命題;80年代中期,則開始了關于高等書法教育的重新構架,在《大學書法教學法》中提出“構成訓練法”“體驗訓練法”。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則開始探索“學院派書法創作模式”,并確定了“主題先行”“形式至上”“技法本位”的學院派書法創作三原則;1998年在北京舉辦“學院派書法大展”;90年代初啟動了構建書法學學科體系的大膽嘗試,篳路藍縷,出版了史上第一部120萬言的《書法學》上下冊,完成了45萬字的個人著作《書法學學科研究》。為使高等書法教育走向體系化,遂以6年心血積聚,主編出版了《大學書法教材集成》共15種,迄今為止還是業界公認體系嚴整和有公信力、有原創性的重要教材成果。在個人創作展覽方面,2009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意義追尋——陳振濂書法大展”,針對當時全國各類書法展覽多僅僅關注技法高下的傾向,特別提出了“閱讀書法”的新概念——提倡在追求書法的視覺形式美與技法表現內容的同時,更突出強調文字、文辭、文獻、文學、文史、文化對于書法作為藝術的特殊價值。

  2000年以后,借力于國家改革開放的成功和社會文化進步昌盛的外部環境優勢,我從一個專業書法教授轉型成為一個教學管理者——出任綜合性大學的系主任、院長,又再轉而成為一個有幸參與市政與社會治理的直接體驗者和推進者,初任浙江省政協常委、杭州市政協副主席;再任省人大常委、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直到任全國人大代表。對于除了藝術領域本專業之外的城市管理、民生訴求、高科技發展、信息傳播、行政運作規范和思維方式等,因為職務所在,必須要身體力行,當然就有了更切身的感受與體察。曾經有朋友為我擔心,大量行政事務會不會削弱對專業的投入和藝術學術業績的創造?但我更傾向于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如果說一味沉浸在狹窄的專業里,可能就是井底之蛙,很難有大的格局與視野。但人生中倘若有這樣一段10余年從政的歷練,胸襟、氣度、格局、視野都會不同于以往;再返回頭來看專業,若論選擇哪一種探索追求方向的精準定位和隨之而來的學術思想的開拓創新還有品牌建立方式,自然是“身在此山中”的尋常視野所無法企及的。又有許多朋友驚嘆,你怎么能同時身兼這么多性質完全不同的工作?會不會顧此失彼、失之膚淺?但我以為,人生有幸,能在幾個跨界如藝、政、教、學的運作過程中學會運轉自如游刃有余,用人腦像電腦,迅速完成各個不同時期不同形態不同界面的切換,其實實質上也正是在反復打磨我這個“人”。

  新世紀以來,我對專業的追求,開始日趨細化和專業化。這20年來,主要的發展項目品牌有如下一些:

  一、書法教育。以當代中國書法教育建設為主軸,首先第一個挑戰是以探討專業藝術院校本科書法教育的運行規律為對比,在《光明日報》發表學術論文《綜合性大學藝術專業培養模式新探索》。其次,在教育部國家級視頻精品公開課框架中,實踐研討“大學公共通識課”的要則,并以《西泠印社與江南士大夫文化》網易公開課為范本進行展開。再次,在《中國書法》雜志上連載發表論文,討論關于書法專業博士生研究生教育中的規范與標準建立問題。復次,在西泠印社出版社推出三冊廣涉書、畫、篆刻的《大學書·畫·印形式美學展開與專業訓練系統》本科專業教材等。

  二、書法風格探索。以項目制方式,從2000年開始至今20年間,發起了倡導研究性學習的“魏碑藝術化運動”(北碑)、“草圣追蹤”(大草)、“楷法表現”(唐楷)、“金鑄墨冶”(金文大篆)。每期貫穿約3到5年,務求認知深入透徹、技法熟練,在常例學書習字之外,努力培養、開拓新的審美體驗。

  三、公益。從2012年開始,發起全國書法教師“蒲公英計劃”大型公益培訓志愿服務項目。7年以來,致力于倡導書法初學階段應該以“審美居先”為要求,并編成對應于成年人初級學習入門又覆蓋小學課堂教學3至6年級的《書法課》教材,分“啟蒙”“入門”“基礎”“提升”4個階段共計8冊,即將被納入中央文明辦“新時代文明實踐”建設文化項目,又得以應教育部號召的中小學“書法進課堂”作為教改項目面世。這一項目對當下傳統的以寫字技能掌握為中心的“習字課”方式,從本體論、價值觀和方法論方面,進行了全面反省和新的改革探索;在書法初級教育這個社會大眾需求量最大的文化領域,提出了擁有“新時代”標識的新思維,并在教學實踐上作出新推進。

  我要感謝祖國日新月異的大變化大發展,在一個非凡的歷史時期,為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個人提供了這樣多的鍛煉機會。少時的同學從海外回來,閑聊之中,說怎么也無法理解我如何可以同時有這么多不同性質的工作而還能應對自如;因為在歐美日各發達國家,任何人都無法想象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和遴選制度。我說這是拜我們國家對精英人才的獨特培育機制所賜。一個可能的人才,有機會放到多崗位去鍛煉——鍛煉能力、鍛煉思維;鍛煉持之以恒的意志和毅力,也鍛煉面對突發事件臨機處置的應急本領。做專業,努力做到頂級與一流;做行政,也同樣可以嚴整有序、卓有效率而無陌生感異樣感。新中國成立70年中我所經歷體驗的這40多年,充分顯示出國家層面上創設這一人才培養機制的優越性。

  此外,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的5年之間,我曾連續3次被派往日本的大學當交換教授兩年多。在如饑似渴地學習國外先進科學文化文明的同時,凡有海外工作經歷的人,對于祖國的感情,也許相比之下會更為濃郁而沉潛,那更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堅守,是一種百劫不移的信念。尤其是我的專業是中國傳統藝術中的詩書畫印,是我們民族幾千年以來形成的獨有的藝術樣式和審美意識。他山之石,自然為我所用;依靠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有這樣的國外教學、生活經歷和由此帶來的宏觀的國際視野,在我其后20多年間的藝術學術生涯中,當然有著極其重要而獨特的支撐和對照作用。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國外執教的經歷,當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成熟的學術研究路徑和靈活周密的思想方法。

  2018年開始,上海書畫出版社陸續推出《陳振濂學術著作集》共計30種,為推廣傳播我長達40年形成的治學思想提供了一個珍貴的記錄和展示平臺;同年,《書法學學科叢書》《近現代書法研究大系》分別由江蘇美術出版社、河南美術出版社陸續推出。而在今年5月6日,歷時3年多完成的《當代書法評價體系建設》新書發布會暨研討會在北京中國文藝家之家成功舉行。在近一時期,這幾個學術方向以及它背后所包含的書法學科建設的目標,會長久地作用于我的書法生涯。我們身處一個風云際會的新時代,我們背靠著一個偉大而強盛的祖國,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懷”和“書生報國”之志,應該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體現得更典型更充分。唯有如此,才對得起新中國70年的風起云涌、歲月浩瀚。

  (本文為中國文聯特約稿件)

(編輯: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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