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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文學中的獨特風景

時間:2019年08月07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金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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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周大新、畢飛宇等茅獎作家談獲獎作品——

發現文學中的獨特風景

  2019年3月,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工作啟動。近期評獎結果即將揭曉,茅獎再次成為讀者、媒體關注的熱點話題。

  1981年3月14日,病中的中國作協主席茅盾致信作協書記處,捐獻出25萬元稿費,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的基金,以此鼓勵和表彰最杰出的長篇小說創作。截至目前,茅盾文學獎已經評了9屆,共推選出43部優秀長篇小說。

  人民文學出版社曾于1998年起出版“茅盾文學獎獲獎書系”,收入該社出版的獲獎作品。200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編輯出版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全集”。2017年和2019年,又推出新版精裝版和平裝版,以滿足讀者閱讀、收藏的需求。從今年7月開始,人民文學出版社與SKP RENDEZ-VOUS書店聯合策劃推出了茅獎作家沙龍系列,邀請茅獎作家與讀者進行交流。至今已陸續邀請王蒙、周大新、畢飛宇等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王蒙:風景這邊獨好

  “對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習慣、不同生活方式,我都非常有興趣。”茅獎作家沙龍系列,85歲的王蒙先生第一個開講,以幽默、智慧的語言分享了他寫作中不一樣的風景。王蒙介紹,于2015年獲第九屆茅獎的作品《這邊風景》里所有的對話都是先用維吾爾語構思,然后翻譯成漢語。

  “文革”當中寫作《這邊風景》,王蒙也寫了階級斗爭、人民公社,可是到了1978年下半年再看,王蒙就覺得小說中那些人物不怎么合乎時宜,就把它放下了。1979年,王蒙搬到北京前三門,兩間房,一間14平方米,一間9平方米,門框上面有一個頂柜,《這邊風景》的稿子就放在那里,從1979年一直放到2012年。后來很偶然地發現了它,王蒙覺得這個稿子也還有很多可愛的地方:“因為我在新疆時,和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的農民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很快學會了維吾爾語,我可以講得很好,自認為比維吾爾族人講得還好。‘文革’整天背誦,我就天天讀維吾爾語。我這樣講了一陣后,房東過來敲窗,問你有收音機嗎?他說收音機里念得可真好。我說那不是收音機,那是我念的。”

  對于自己獲得茅獎的這部作品,王蒙先生這樣評價:“《這邊風景》記錄了我39歲到47歲之間的人生,就像一條魚的中段,那個時候的我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誠,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上山下鄉,去邊疆去偏遠的地方,到勞動人民中去,到水深火熱的一線基層去扎根,勞動鍛煉自己,讓自己脫胎換骨,成為全新、完美的革命者。雖然今天看來是一部‘過時的作品’,但小說更多地記錄了那個時期維吾爾族人的生活風貌,而且從頭到尾都是掏心窩子的認真,真情實感,這是我今天再也無法抵達的寫作狀態了。”

  1963年底從北京去新疆,決定這件事,王蒙說只用了五分鐘。當時有三個地方接收他,甘肅、江西和新疆。王蒙給愛人打電話,就商量了五分鐘。為什么?家里沒電話,村里的電話三分鐘收四分錢,當時花幾分錢都得算計,所以沒多說就決定去新疆了。“我很感慨,當初茅盾先生給茅盾文學獎捐25萬元,這25萬元相當于現在的2500萬元。”

  周大新:故鄉的湖光山色

  在北京定居了幾十年,周大新說話時還是一口標準的河南話。用家鄉話講家鄉事,聽起來倒別有韻味。

  作為從河南走出去的作家,周大新一直很感謝家鄉父老鄉親對他的關注和關照,他是故鄉的兒子,對故鄉的回望是他一直在做的事。周大新曾說,于2008年獲第七屆茅獎的《湖光山色》是醞釀在他心中十幾年的故事,“每次返鄉看到鄉村的變化,我都在思考,中國的農村該向哪里走?歐洲的田園化已經消失,中國還能步其后塵嗎?在今天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么?難道就任由房地產商無盡開發嗎?”周大新希望將自己對當代農村的思考融進小說中去。

  《湖光山色》以丹江口水庫為地點,描述了一個曾在北京打過工的鄉村女性暖暖與命運抗爭、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屈經歷。“《湖光山色》是我2000年初到丹江口水庫周圍走了一圈以后寫作的,丹江口水庫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我當時沿著這個水庫走了一圈,接觸了很多農民。我在生活中發現人的命運,既有大自然的成分,同時一個人也會影響另一個人的命運,人與人之間互相發生影響,有時候鄉下老百姓說遇到貴人,遇到一個貴人,這個人的命運就會發生變化。如果一個領導欣賞一個人,這個人的命運就會發生變化。同樣的,如果一個領導討厭這個人,這個人的命運也會發生變化。如果你仔細讀《湖光山色》會發現,每個人的命運都在影響另外一些人的命運。”

  《湖光山色》中,暖暖寄托了周大新的美好期望。“一個鄉村姑娘要在人生中走出條路來非常難,但在這個過程中暖暖非常有愛心,覺得這個世界很美好。我從小生活在鄉村,接觸的女性都非常善良,在我的意識里,在兩性中間女性承擔了更多建設性的事情,男性好打架、吵嘴,甚至動手,戰爭也基本是男性發起的。在兩性中間給我印象最好的是女性,我傾向于贊美女性,我一旦寫到女性,就想把對她們全部的喜歡呈現出來。”

  在《湖光山色》這部充滿悲情和暖意的小說中,周大新以他對中國鄉村生活的獨特理解,既書寫了鄉村表層生活的巨大變遷和當代氣息,同時也發現了鄉村中國深層結構的堅固和蛻變的艱難。近年來,周大新依然經常回鄉,他發現鄉村的狀況并不樂觀:“年輕人都進城了,將來村里老人走了,連抬棺材的人都沒有,孩子結婚,想請村里人吃飯都沒有人。現在國家很重視農村發展,期望能把城市化和鄉村的現代化關系處理好。”

  畢飛宇:以平靜之心對待《推拿》

  很多人好奇,有可能獲得茅獎的作家,是不是都瞄著茅獎去寫作。寫作《推拿》,畢飛宇說,自己內心非常平靜。

  《推拿》之前,畢飛宇剛剛寫完《平原》,而且覺得《平原》寫得非常好,沒過多長時間新一屆茅獎開評,所有的朋友都跟畢飛宇講,老畢你這個小說一定能得茅獎。畢飛宇也覺得,差不多。“結果評出來以后,沒得,而且‘死’得很快。那時候很年輕,自己對茅獎也看得比較重,得到這個消息,我一個人在沙發上坐了十幾分鐘,坐在那想我怎么就沒得獎。”

  當年開始寫《平原》時,畢飛宇對自己說,兄弟,你就是一個鄉下孩子,你從鄉村出來,寫了《玉米》《平原》,這兩個作品你都寫完了,這一段的生活表達得特別好,你就踏踏實實地做你喜歡做的事情。什么獎不獎的,你覺得自己有可能得,最后也沒得,沒得以后你痛苦十分鐘也就過去了,不就失落了一下嗎?好好寫。

  所以到了寫《推拿》時,畢飛宇坦言自己的內心建設做得特別好,“心里面特別干凈,很安寧,至于茅盾文學獎有沒有可能在關注宏大題材、歷史題材、史詩模式,換句話說,所有的有關茅獎的那套評獎的可能性我都沒考慮”。畢飛宇說,如果寫《推拿》的時候就沖著茅獎,也許“推拿”這個題材就不敢碰了:“它不主旋律,它很邊緣,它沒有歷史感,沒有宏大的主題,無非就是寫了那個被所有人忽略、幾乎不存在的生活,用我的話說,在黑暗的建筑底下有一個巨大的黑暗,我和命運拔河,我把這個黑暗盡可能拉到陽光底下來,然后我得到了茅盾文學獎。回過頭來如果問我最大的體會是什么,心靈雞湯般的一句話就是,當你做事情的時候,內心干凈是多么重要。”

  2011年,《推拿》獲第八屆茅獎,讓畢飛宇對茅獎有了新認識:“茅獎向那些看上去不可能得獎的小說敞開了寬廣的胸懷,這個寬廣的胸懷現在變得越來越寬廣,越來越包容。”畢飛宇說:“《推拿》體量那么小,就寫了幾個月時間,有人說我是用短篇的方式寫了一個長篇。這句話是諷刺我的,沒幾年之后這句話成了我非常驕傲的一句話,我說我用一個短篇的方式把長篇那么復雜的人際、那么多的內容寫干凈了,而且一點都不亂,我想表達的東西表達得特別好,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創造。”

(編輯:張鈺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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