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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發展有了“主心骨”

時間:2019年08月09日 來源:《中國文化報》 作者:張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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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信心 指明方向 點亮未來

文化產業發展有了“主心骨”

  今年5月在上海舉辦的第十二屆中國藝術節演藝及文創產品博覽會吸引了700多家文化機構參展。本報記者 陳 曦 攝 

  文化元素成為2018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一大亮點。本報記者 陳 曦 攝 

  自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要求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直到今年6月底,《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這部中國文化產業整體層面的首部法律終于“千呼萬喚始出來”。7月28日,《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期結束,文化產業促進法將按照中央立法工作安排,進入下一個立法階段。在為期一個月的征求意見期內,包括專家學者、行業從業者等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就文化產業促進法誕生的社會背景及重要意義、草案涉及促進和規范產業發展方面的重要內容和制度等話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立法勢在必行

  文化產業促進法是繼文物保護法、檔案法、著作權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電影產業促進法、公共圖書館法、網絡安全法之后,又一部填補文化立法空白的法律,必將對新時代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產生十分積極和重要的影響。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需求,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內涵。文化發展與民生改善關系密切,既是國家發展的大事,也是百姓生活的小事;既是消費熱點領域,也是供給短板領域。”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楊永恒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文化產業促進法的出臺對于促進文化產業發展、豐富文化產品供給、滿足老百姓更加多元和更高層次的文化消費需求來說有重要意義。

  “我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在發生轉折性變化,依靠投資驅動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轉為負,消費將在推動我國經濟穩定增長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楊永恒認為文化產業促進法的出臺以法律形式促進文化產業發展、規范文化市場環境、引導企業投資方向、平衡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關系,對于解決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質量不高、結構不優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有利于進一步擴大居民文化消費,進而整體提振國內消費,推動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文化產業促進法自開始起草便得到了學界的高度重視,在征求意見期間又獲得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究其原因,在于文化產業促進法承載了政府、學界和社會對于文化產業重要性的共識、對發展文化產業的殷切期盼。”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傅才武就此次文化產業促進法征求意見廣受關注的背后原因進行了詳細分析。

  傅才武認為,20多年來,受益于改革開放背景下的文化產業理論探索和實踐模式創新,中國的文化產業得到了極大發展,通過法律的形式將文化產業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固定下來,有利于形成下一階段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強大動力。“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面已出現了重大變化,由行業線性發展模式轉入融合發展模式,基于移動互聯網的新型文化業態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動能和新增長點。文化產業促進法在這一時期出臺,恰好能夠回應文化產業進入新時期后所面臨的新問題,為產業未來發展提供方向性指引。”傅才武說。

  為新時代文化產業發展確立法律底線

  起草、討論、出臺文化產業促進法是要將全社會關于文化產業重要性的共識和文化產業的成功經驗以法律形式明確下來,這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健全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法律體系、堅定文化自信、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總要求。

  “在當前全新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文化產業發展需要‘底線思維’和‘摸高探索’并重,文化產業促進法的即將出臺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確立了法律底線,也是我們國家第一次從法理層面規范促進機制與路徑,可以說是未來文化產業發展的‘準繩’和‘指向標’。”中國人民大學創意產業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宋洋洋認為,立法是產業促進機制和邏輯的出發點,像韓國和日本的相關法律就為日韓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指引和法律保障,促進日、韓文化產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自黨的十六大首次將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加以區分以來,文化產業發展在國家戰略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然而始終沒有一部統一的法律對產業整體進行規范。”保利文化集團總經理蔣迎春認為,文化產業促進法是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層面上的第一部大法,它從各角度、各層面明確了文化產業發展的重大原則,為文化主管部門、文化協會、文化企業等市場主體進行管理、經營提供了基本遵循,它的出臺將極大推進我國文化產業規范化發展,有利于創造和傳播更多中華文化精品。

  內容扎實 亮點突出 文化產業發展有法可依

  談及本次《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中的內容亮點,楊永恒特意強調了3個方面。一是有利于把握文旅融合發展的機遇,創作更加多樣化、更高質量、市場競爭力強的文旅產品,彌補文旅供給短板,擴大文旅消費;二是草案中鼓勵文化企業參與公共文化服務,不僅有助于文化企業拓展文化市場空間,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而且有助于在公共文化服務中引入企業的資本、創新和效率,擴大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最終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效能;三是草案中明確指出支持優秀文化產品和服務境外推廣、營銷活動。

  “作為民間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出去’有利于全球其他國家了解中華文化及民風習俗,以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方式,促進‘民心相通’,增進中華文化的國際認同。相關文化企業可以以此為契機,積極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新方式、新方法。”楊永恒說。

  “《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中明確提出,國家采取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等方式,鼓勵和引導文化企業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等活動。這為保利劇院等文化企業和各地政府合作發展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了法律依據,必將促進相關企業以更大熱情投入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為廣大人民帶來更多更精彩的文化內容。”蔣迎春表示,作為國有文化企業,保利文化將以文化產業促進法為基本遵循,充分發揮已經建立的渠道優勢,把握產業融合發展大趨勢,加快推進文化與科技、旅游、教育、創意等產業融合發展,助推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

  “發展文化產業,傳承是基礎,創新是關鍵。《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第六章科技支撐部分需要各類主體更加關注和重視。”宋洋洋認為,文化科技創新是不斷適應全球技術革命、搶占文化戰略高地的需要;是適應新時代轉型升級,促進文化產業新舊動能轉換的需要;同時也是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提質增效的發展需要。“除了科技支撐方面的內容外,此次公布的《文化產業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中的各章節條款實際上覆蓋了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所需關注的方方面面,社會各界還需進一步加深探討和研究。”宋洋洋說。

(編輯:王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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