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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流”電影中的軍人形象建構及其文化意義

時間:2019年07月31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詹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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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流浪地球》劇照 

電影《智取威虎山》劇照 

電影《紅海行動》劇照 

  >>從藝術上來看,中國軍事電影也還有更多更大的發展空間:我們不僅需要“亮肌肉”的陽剛熱血、慷慨激昂的崇高美學,也需要“寫靈魂”的更加深沉動人的思想和情感力量;不僅需要高度類型化的人物形象,也需要更加立體和豐滿,更具思想和藝術深度的藝術典型;不僅需要記錄和見證“大國崛起”歷史進程的壯志豪情,也需要有理性、冷靜的反思與建設性態度;不僅需要展現蓬勃的愛國主義激情,也需要表現開放包容、從容而自信的大國風范和胸懷氣度;不僅需要對廣大官兵、對人民產生情感激勵和價值培育作用,更要通過共享價值的對外傳播,產生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國際性影響,建構國家文化軟實力,貢獻中國文化對于世界文明的獨特價值。這或許正是未來中國軍事題材電影應有的發展藍圖。

  近幾年,一批被稱為“新主流”的電影作品獲得了空前的成功,而軍事題材電影則是其中的主干力量,這也使得中國軍人成為了新時代電影銀幕上最令人矚目的群體。他們的身影不僅出現在《智取威虎山》《建軍大業》等革命戰爭題材影片當中,出現在《戰狼》《戰狼2》《空天獵》《紅海行動》等當代軍事題材作品當中,甚至還出現在科幻題材如《流浪地球》中,并成為了推進故事、升華主題的關鍵性角色。他們將中國電影中的軍人形象塑造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而這種全新的改變無疑與“新主流”電影的類別特征有直接的關系。

  所謂“新主流”電影,是指以紅色革命、國防軍事等為題材,以愛國主義為精神內核,具有明顯的主流意識形態指向,同時以商業類型電影為形式載體,兼顧普適性的人性、情感和價值的表達,強調視聽層面的觀賞性、娛樂性,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和社會影響力的影片類別。它是主流價值觀與主流商業類型、主流市場的綜合形態,也是“主旋律”電影與商業類型電影的復合與重構。“新主流”電影的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軍人形象塑造,顯然受到了這種雙重屬性特征的深刻影響。

  這些軍人形象一方面有著“主旋律”電影中傳統的軍人品格和精神素質,比如頑強堅定、果敢機智、英勇無畏、捍衛正義、忠誠使命、勇于犧牲等,但另一方面,作為商業類型電影中的藝術人物,他們又開始具有了高度的類型化特征,與此前軍事電影中的軍人形象產生了重要的差異,這些差異與變化主要包括:

  他們被賦予了更加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力,不唯唯諾諾,不片面惟命是從,不再動輒請示匯報,而是能夠根據戰地的實際情況,靈活機動、創造性地完成作戰任務,比如《戰狼》中冷鋒抗命三槍擊穿墻體、俘虜“敵指揮官”、解除“圍城打援”困局,比如《紅海行動》中隊長楊銳隨機應變,改變營救目標,解決核材料危機等。他們被賦予了更加個人化、更具說服力的心理與行為動機,《流浪地球》中劉培強與父親、兒子之間的家庭關系強化了其英勇犧牲背后的情感力量,冷鋒主動承擔營救任務的背后,還有尋找殺害女友的兇手,拯救干兒子母親等私人化的理由,使其行動更具說服力和感染力。他們被賦予了更加鮮明的個性和強大的個人魅力,從容自信、風趣幽默,既敢于追求個人的幸福,也敢于向敵人亮劍。他們被賦予了超凡的個人能力,既有過硬的身手,也有更加國際化的視野與眼界,勇涉險地,浴血奮戰,最終還能不辱使命全身而退,成為不遜于特工007或杰森·波恩式的超級英雄。他們甚至被賦予了適度的“犯禁性”,比如楊子榮刻意為之的土匪氣,冷鋒違犯紀律、怒懲村霸等,既為影片創造了更強的戲劇沖突和內在張力,也使得人物更具個性、更加棱角分明。

  當然,作為戲劇式電影的類型化人物,這些超級英雄角色也相應帶上了類型化人物的弱點或局限:他們是簡單、直接、鮮明、強烈、極致的,但未必是豐富、立體、復雜和深刻的。形象塑造主要借助外部性的動作沖突,而不是內部心理沖突來完成。他們往往出場就是全能戰士,缺乏人物發展的弧光,缺乏成長與變化,等等。然而在某種意義上,或許也正是這樣高度類型化的簡單、直接、強烈、極致,才為“新主流”大片在文化和市場上創造空前奇跡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正是這些差異與變化,才使得其軍人形象塑造得以不斷突破之前的慣性思維,開始逐漸擺脫了傳統“主旋律”人物塑造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高大全”等通病。

  盡管“新主流”大片中的軍人形象看起來與好萊塢式的超級英雄已經非常相似,但事實上在類型化特征之外,這些英雄形象更為顯著的特征卻是其鮮明的國族指向,這也是他們與好萊塢超級英雄最本質的區別。

  軍事電影原本就是具有高度意識形態性的藝術形式,尤其在中國,軍事電影的立項拍攝常常是國家行為,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而不是個別藝術家或電影公司的個人化個體性訴求。《戰狼》《空天獵》《紅海行動》等影片都得到了中國軍隊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甚至就是由軍方直接提出并由地方來完成的“軍民融合”項目。在強化其商業類型特征之外,中國軍事電影原本的意識形態屬性并沒有改變。這些軍人形象,既是個性鮮明的“這一個”,更是具有類屬特征的“這一群”的典型代表,他們是“中國軍人”乃至“中國”的形象象征。

  國族指向在“新主流”電影中是被有意強化和突出出來的。《戰狼》系列中的“I fight for China”臂章、護航撤僑、以臂豎旗等情節與細節,《紅海行動》《空天獵》中的“我們是中國海軍/中國空軍,我們帶你們回家”“如果不能為了人民而戰,還能為了誰”等臺詞,都彰顯了這些軍人形象背后的國族身份。

  更典型的例子是《流浪地球》。原著小說中的國族指向原本極弱,隨著“流浪地球”計劃開始實施,聯合政府已成為絕對主導,國別界限幾乎都已消失。小說中,“中國”“美國”“俄羅斯”這樣的國名一次都沒有出現過,“聯合政府”卻出現了19次,且都是重大的行為主體。然而電影卻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明顯強化了國族指向:聯合政府被虛置,而中國則貫穿始終,甚至連地下城的生活都極具中國當下的本土色彩。小說提到父親是空軍宇航員,但并未提及其國家,而且這只是一個很快就死亡的邊緣角色。然而在影片中,父親劉培強成了最重要的主角,他被醒目地介紹為中國空軍的中校,宇航服上繡著中國國旗,在中國制造的太空站上工作,最終也是他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舍棄了最為珍視的親情,不惜犧牲自我,引爆空間站讓地球逃離了木星,拯救了地球和全人類,書寫了可歌可泣的壯舉。作為科幻電影的《流浪地球》,某種意義上成了一曲關于中國軍人的壯麗頌歌。從小說到電影的轉化,顯然經歷了一個國族指向被重新凸顯和強化的過程。

  “新主流”電影中軍人形象的國族指向,其表述策略也正在自我調整與進步。正如恩格斯在《致敏娜·考茨基》中所說的那樣:“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戰狼2》中相對直露的國族表達,到了《紅海行動》《流浪地球》中已經變得相對克制和含蓄,顯得更加自然,也更易在國際傳播中被接受。

  類型化特征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自然縫合,使“新主流”電影中的軍人形象呈現了全新的面貌。而在根本意義上,這樣的形象是時代性的社會思潮以及現實政治文化的產物,打上了鮮明的新時代的烙印。

  在“新主流”影片中,透過這些中國軍人形象,可以逐漸看到一種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文化想像:一方面它們有了一種主動、積極和進取的全新的天下想像、世界景觀,這是更加開放和自信的中國更加主動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和世界事務的必然折射,這也為影片賦予了某種類似好萊塢電影的全球性與世界性;另一方面,它們又保留并彰顯了國族身份,從而使自己能夠被納入日益高漲的主流國族敘事當中。在《戰狼2》《紅海行動》《空天獵》等影片的海外人質拯救行動中,都不難看到某種超越國界的國際主義和和平主義的傾向,而在《流浪地球》中劉培強的犧牲,則又與集體主義傳統的獻身精神一脈相承。這當中無疑顯示了嘗試兼顧天下主義與集體主義、世界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意圖,既呈現了全新的世界圖景與想像,又與集體主義文化、“大國復興”的夢想緊密關聯,這或許才是“新主流”電影能夠產生廣泛社會共鳴的真正原因。

  將“新主流”電影中的軍人形象放置在新中國軍事電影史的坐標系中,更能看出其獨特性,也更能衡定其思想與藝術價值。當前“新主流”電影中的軍人形象,是高度類型化的個體形象,與強烈鮮明的時代性的國族形象的復合體。不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在新中國軍事電影史上或許都是未曾有過的。就類型化而言,中國軍事電影一直在探索商業類型化之路,但都未獲得真正的成功,直到“新主流”電影創造文化和市場的奇跡,才標志著這種高度類型化的人物模式的成型。而就國族指向而言,新的國族意識也較此前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中國敘事的合法性不僅來自“過去”(革命歷史),而且正越來越多地來自“當下”甚至“未來”;國族敘事的空間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全球化的視野和景觀,自我與他者之間傳統的強弱關系、俯仰視角開始被改變;國族敘事的姿態由源于歷史悲情的憤激、現實對照的艷羨,逐漸轉向從容、自信,最終發展到當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想像,呈現了一種全新的自主的創造性想像的可能。

  “新主流”電影中的軍人形象,在個體形象、軍隊形象和國族形象之間達成了一種有效的平衡,這正是他們區別于新中國軍事電影史其它階段的獨有特征。或許也正因如此,一度被弱化的軍事題材電影重新站上了中國電影的影響力之巔。毋庸諱言,這些影片的確還存在某種評價兩極化的現象,但創紀錄的票房與良好的口碑無疑又反映了大眾對他們的廣泛共鳴。目前中國國產電影票房榜的前三甲(《戰狼2》《流浪地球》《紅海行動》),都直接間接與中國軍人有關(甚至恰好分布在陸海空三軍),這恐怕并不是一種偶然。作為新片的《流浪地球》,其豆瓣評分人數高達123萬人,已經打破了豆瓣國產片評分人數的紀錄,甚至將公認的經典名片《霸王別姬》的評分人數都遠遠甩在了后面,足見其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這種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軍人形象正在中國銀幕上產生某種“示范效應”和“外溢現象”,即這種形象特質正在由軍人群體向其它群體擴散,由軍事題材向其它題材輻射。比如演員吳京飾演了陸軍特種兵,還飾演了科幻故事中的空軍航天員,最近又出演了上世紀60年代勇攀珠峰的登山運動員(《攀登者》)。演員張涵予既飾演了楊子榮,又即將成為“中國機長”(《中國機長》)。演員彭于晏既出演了臥底金三角的中國公安,又將成為中國救援隊的超級英雄(《緊急救援》)。可以說,他們都屬于兼具高度類型化特征和鮮明國族指向的同一類型角色。而不同類型的電影,如軍事題材、體育題材、災難題材、科幻題材等,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相似的內容與美學路徑。借用法國結構主義理論家列維-斯特勞斯的理論觀點,這些看似“不同的故事”,其實都從屬于一個共同的“大的故事”,即在新時代背景下,一個正在崛起、日益強大、更加自信的“中國”的故事。“新主流”軍事題材電影所講述的軍人故事,無疑承擔了這個新時代“中國故事”的“首講人”的關鍵性角色。這或許正是“新主流”電影深層結構所包含的文化意義。

  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軍事影視作品的生活則是軍事實踐。當前我軍正在走在強軍興軍的征途,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轉型,正在全面推進軍事理論、軍隊組織形態、軍事人員、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也正在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參與更多的國際事務,這些都意味著中國軍事題材作品將有著更多的發展可能性。從藝術上來看,中國軍事電影也還有更多更大的發展空間:我們不僅需要“亮肌肉”的陽剛熱血、慷慨激昂的崇高美學,也需要“寫靈魂”的更加深沉動人的思想和情感力量;不僅需要高度類型化的人物形象,也需要更加立體和豐滿,更具思想和藝術深度的藝術典型;不僅需要記錄和見證“大國崛起”歷史進程的壯志豪情,也需要有理性、冷靜的反思與建設性態度;不僅需要展現蓬勃的愛國主義激情,也需要表現開放包容、從容而自信的大國風范和胸懷氣度;不僅需要對廣大官兵、對人民產生情感激勵和價值培育作用,更要通過共享價值的對外傳播,產生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國際性影響,建構國家文化軟實力,貢獻中國文化對于世界文明的獨特價值。這或許正是未來中國軍事題材電影應有的發展藍圖。

  (作者系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副教授)

(編輯:王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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